胡怡嘉 编译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为期一年的展览“朵拉·毛雷尔（Dóra Maurer）”，展出了1937年出生的匈牙利女艺术家朵拉·毛雷尔的作品35件。展品横跨艺术家50年的创作生涯，包括几何作品、摄影、电影和油画等，以此讲述其运用观念在不同媒介领域展开诙谐幽默的实验。

　　朵拉·毛雷尔，《杂曲，39号》，1999，照片?白立方

　　朵拉·毛雷尔于1937年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作为一位生活在诗人和音乐家社区中相对独立的艺术家，她的艺术生涯开始于苏联时期的匈牙利，早期的艺术创作就呈现出观念性。

　　1968年在巴黎和布拉格革命时，艺术家们拒绝商品化的艺术品，这成为毛雷尔艺术的铺路石。她1971年的作品《用铺路石能做什么？》也正是对此的回应，在这组黑白照片中，她在匈牙利郊外的河岸上玩着一块小石板。她将它包起来，打开、抱着、亲吻，最终藏匿在河岸旁的草丛。正如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朗对棍棒和石头临时性的排列一样，毛雷尔利用这个被临时发现的物体创造了一个短暂的互动性雕塑。同时也将无艺术价值的铺路石做了观念的象征。

　　朵拉·毛雷尔，《七捻I-VI》，1979年，印刷2011年

　　基于数学系统的“自画像”

　　朵拉·毛雷尔的艺术基于一套数学的复杂系统。她遵循着一种主题，即给出观众一系列选项，看他们会如何回应。学习平面设计的毛雷尔，在初期创作中较多使用印刷的形式。到了1960年代将拼贴画、摄影和电影多种艺术形式融合进自己的作品。她在许多创作中将简单的动作拆分，由此观众可以直观地看到作为一个运动过程的作品，而不是一张关于运动的照片。

　　毛雷尔经常出现在自己的镜头前，《七捻 I-VI 1979/2011》是一幅艺术家的自画像，由六张黑白照片组成，每张配有相框排成一排。 第一张照片中的毛雷尔拿着一张方形的空白纸，大部分的脸被遮住，只有她的右眼和发际线可见。随后的每张照片都呈现出艺术家以相同的方式举起前一张照片，但是逆时针旋转了四十五度。在每张照片中，她的实际脸部或多或少地朝着相机倾斜，每一次都会露出更多的脸。该作品于2011年重印，而此次在泰特展出的是它的第五版印刷副本。

　　朵拉·毛雷尔，《三重奏》 1981 电影片段

　　通过将自己置于摄影镜头的前与后，艺术家模糊了她作为创作者的活跃地位与作为被动的观察主体之间的界限。然而这些作品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自我呈现，更是运动、比例、变化和连续。在《毛雷尔制造》一书中，摄影家兼策展人Kincses Károly曾这样表达自己对毛雷尔作品的理解：

　　“如果我们更近距离地思考‘变化’的概念，那么会从变化中发现一种运动。正如在毛雷尔的自画像中所出现的那样，这一运动不应被理解为机械运动，而是眼睛的运动，运动作为感知的过程……呈现出作为艺术过程的变化。”

　　遮掩，揭开，转动，翻转或是扭曲是毛雷尔作品中永恒的元素，不管是摄影还是电影、平面设计作品中均有体现。

　　朵拉·毛雷尔，《可逆和可变的运动阶段，6号》，1972年

　　带着诙谐元素的优雅创作

　　或是出于对艺术价值的理解，也出于金钱的考量，毛雷尔的创作中不会出现贵重的材料。相反，运用反常的材料进行艺术创作成为了她顽固的个人方式，也是她作品内反叛的彰显。她用旧线圈作印刷版画，将纸压在尖锐生锈的金属上，然后移动线圈，使图像演变成华丽的螺旋形。她在家中的厨房拍摄了一个杯子里移动的阴影。她甚至还拿起印刷板一遍又一遍地折叠，用幽灵般的灰色墨水印出效果，使它看起来像自己的幽灵。这些看似简陋的方式却孕生出优美智慧的结果。

　　朵拉·毛雷尔，《圈的痕迹》 1974年

　　智慧和数学延伸出的诙谐元素活跃在毛雷尔1970年代的创作中。当时的毛雷尔通过教艺术谋生，并与其他地下艺术家一起工作。她在1972年创作的《可逆和可变的运动阶段，3号》，几乎可以说是对当时美国和西欧艺术界庄严的观念主义的戏仿。她拍摄下一名男子坐在椅子上，起身、站立、坐下、又站起，停在半空等等，按照不同顺序反复，直到座位突然空了，表演者离开。毛雷尔从男子的背后对其进行拍摄，男子所有的动作变化都像代数序列一样被标记，呈现出他的臀部和椅子间荒谬的数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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