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的阙如
中国日报书画艺术编者按:真正的理论家(不是假理论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修养,有扎实的学术功力,有超人的审美鉴赏力,能从形而上的高度,引领和指导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和成果,又能进一步夯实、丰富、深化理论家的理论基础和水平。
(沈一斋作品)
尝听人言:理论有何用?能指导艺术创作实践吗?理论家懂艺术创作实践吗?会写字画画吗?这样的疑问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这是中国人缺乏理论与理性思维的普遍写照,凸显了中国人对理论的误区与蒙昧。这个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将理论家不搞艺术创作,等同于理论家不懂创作。不搞创作就一定不懂艺术吗?照此逻辑,那西方的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苏珊·朗格,中国的朱光潜、李泽厚、刘再复、叶秀山、傅雷,恐怕都不懂艺术了,因为,他们本身也基本不搞艺术创作。受二元论思维的影响,中国人喜欢将事物进行两极对立,以为理论家只空谈理论,不懂艺术创作实践。
对此问题,不妨对“理论”一词再重新诠释。理论理论,即理也论也,有理必要论,欲论必晓以理。无理不必论,无论则无理。理论两字,既可同时作名词,亦可同时作动词;既可一名一动,亦可一动一名,两者互为动名词亦可。合起来既可为动词,亦可为名词。为名词之“理论”,则为一种高级思维,为动词,则必要进行高级思维。故理论两字,本就代表一种高级思维活动。理论一当能成家,则当是顶级。无顶级思维者则不能称理论家。严格说,理论就是一种具有纲领指导性的哲学。中国曾有过辉煌的理论发达时期,先秦时期的哲学家,几可与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媲美。某种程度上,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与西方古典哲学有某种会通之处。故此,在这一点上,中西并无本质差别。没有理论指引,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体系就会陷于混乱和分散。
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人具有理性精神。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高特性。理性而感性,则为人类情感,理性而理性,则为人类智慧,人类智慧之高度体系化,则为理论,理论之理论,则为哲学。是故,理论为人类智慧之集合体。故人而不能理性,则堕落为与动物无异的低级人;人而不能为理论,则人类智慧无以提升,人类文明无以进步。人不能有理性认识,则其对于社会事物不能形成正确之判断。
艺术创作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更需理论先行。至远者不论,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都是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们的理论思维,自然也包括书法、绘画、文学、诗歌、小说、史学等几乎所有文艺领域。康有为的碑学理论,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晚清民国,举凡习书者,无不受康氏影响,即便是沈尹默这样的帖学领袖,晚年也不得不学碑,如果沈尹默毕生习帖,则其书风必然靡弱。康有为开放的美术思想也影响了民国一代美术家,诸如徐悲鸿、刘海粟、黄宾虹、罗瘿公、罗复堪、叶恭绰、李叔同等人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都受康氏影响。可以说,民国画坛之所以大师云集,端赖于卓越的艺术理论的引领:一是康、梁的变法思想理论;二是陈师曾的文人画理论;三是徐悲鸿等人的现实主义绘画理论;四是黄宾虹等人的金石绘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并不是互相隔绝和对立的,而是互有融合。比如黄宾虹,他是民国画坛的领袖人物,金石画派和文人画派他都是领袖人物。
很多人说,理论家不搞创作,怎么能懂艺术?不搞艺术创作,怎么能有好的理论?这样的思维,仍是平面化的机械思维。理论家不必要创作,但不创作不等于不懂艺术。这就好比收藏家,收藏家都是艺术品的行家里手,甚至比创作家更懂艺术,但收藏家需要写字画画吗?稍明逻辑者,不言自明。
当代中国不能说没有理论,相反,理论云集,但缺乏真正的理论权威和理论家。这就像习总书记所说的“有高原没有高峰”。当今高校研究机构,可谓盛产理论的大本营。非但如此,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理论,且呈现出学科化、专业化特征。但不少理论都是纷乱的,无序的,空洞的,虚假的,缺乏哲学高度,缺乏扎实的研究。随意提出的口号能称理论吗?没有超越性、原创性和哲学思辨,无以言理论。所以,不是不需要理论,而是需要怎样的理论。中国现在一些所谓的文艺评论家,把西方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生搬硬套,用于评论某一艺术作品,牵强附会。谓评论可,但谓理论则不可。